北京故宫始建于明朝永乐四年(1406年)，1420年建成，迄今已有六百年历史，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群之一。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目前拥有的藏品总量超过186万件，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超过90%。 （李少白/图）
◉专题按：
在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出现之后，人类认知、想象世界的雄心得以进一步实现。博物馆打通了好奇心与学问、私人与公共空间、本土与世界，通过展现人类伟大的文明成就，使我们有机会跨越时空与历史、传统对话。
今天，我们对于博物馆的兴趣与热情或许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在博物馆里，我们除了共享记忆与情感，还为普世性的理念所激励，正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拥有第一件藏品以前已秉持的那样：艺术可以使所有接触它的人向上，可以促使个人信念擢升，可以帮助工业及制造业进步，可以使向善的理念实现。
这正是我们推出博物馆系列“传统与传奇”的初衷。
对于几个世纪前的外国人来说，进入古老的东方帝国——中国的宫廷甚至面见皇帝，是一件相当不易的事情。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一到中国，就将此作为自己最大的目标。在中国生活了接近二十年后，他才终于得到机会，一睹紫禁城真容。
皇宫环绕着整整四座大墙，传教士们获准进入第二道。利玛窦在札记中记录，他们被召入一间大殿，“看上去足可容纳三万人，是一座壮丽的皇家建筑，大殿的另一端，有一个顶部高拱的房间，有五扇大门，通向皇帝的起居室。皇帝的宝座就在这个高拱着的圆顶的下面。”
此时高居圣位的是明朝倒数第四个皇帝万历，他已取消了早朝，这些洋人被领到空空的宝座前行礼，一名朝官在旁按时高喊鞠躬、起立，以及“其他应该遵守的程式”。
这次机会得益于利玛窦进献给皇帝的礼品。一座自鸣钟引起了万历的兴趣，奏折呈交了半年以后，据说皇帝突然想起来，问身边人，“那座钟在哪里？就是他们在上疏里所说的外国人带给我的那座钟！”
太监把小钟摆在万历的案头，上好发条，万历大为喜欢。出于维修钟表的需要，皇上钦准传教士一年四次进宫，无须批准，还可以自由地领教友进来参观。利玛窦获准留在京城，不时入宫担任钟表匠。
“对利玛窦算礼遇，不算重视。”历史学家阎崇年对南方周末记者总结，“从皇帝的层面，没有认识到西方科技是我们的短板，应该学习。你一个人来，对大明的皇威没有什么影响。”
利玛窦始终没能见到皇帝，这一突破要交由他的后继者来实现。据统计，明清之际的来华传教士有近千人，其中不少供职于宫廷，从事天文、医药、翻译、绘画等工作，甚至身居高位，与皇帝私交甚好。
地球彼端，他们的家乡欧洲兴起了一场持续上百年的“中国热”。英国花园里出现了中国凉亭，乔治三世和华盛顿留起满人辫子，一位冒充康熙女儿的“中国公主”震惊了巴黎上流社会。伏尔泰、莱布尼茨、亚当·斯密等思想家以中国为参照，对欧洲社会进行激烈的批判。
在华传教士就像记者，传回来自东方的报道，恰恰在客观上削弱了教会的权威。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作家祝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从马可·波罗开始，尤其到明代这一系列西方人到达中国之后，他们真的看到了一个没有上帝的国家，而且创造了空前的灿烂文明。他们切切实实意识到：世界是可以没有上帝的。”
这则带有“美丽的误会”的中国神话，随着中西方越来越频繁的接触，用不了太久就逐渐破除。祝勇在《远路去中国》里写道，“它们需要通过对昔日偶像的征服来检验它们进步的成果——在它们眼中，偶像，就是用来超越的。”
1610年，利玛窦辞世后，他的同伴买不起棺木，遗体搁置了两天，后来靠一位皈依者提供了资助。万历批准将一处太监私人建造的寺庙赐作利玛窦的墓地。他生前的手稿由金尼阁神父整理并带回欧洲，以拉丁文、法文、西班牙文、德文、意大利文刊行于世。金尼阁在最后写道：“这次远征的创始人和主动人利玛窦神父是在这个国家找到长眠之地的第一人。”
祝勇发现，对故宫的误解之一，是仅把故宫当作中国文物的大本营，而忽略了其中丰富的外国文物，例如印度和尼泊尔的古佛像、明清两代西洋科学仪器和钟表、日本江户至明治时期的书画器物等。
“说它是一座世界文物的博物馆，也不为过。”祝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些收藏，是岁月失落在故宫里的遗物，也证明了这座宫殿的深邃与广大。”
清银镀金浑天仪由欧洲传教士南怀仁等在康熙年间制造，沿用中国传统浑天仪的形式，刻度和设计原理上采用了西方法度和地心说，是中西科技的融合。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梁淑怡/图）
“上帝之仆摇身一变，成了天朝命官”
除了钟表，世界地图也一同进入了紫禁城。利玛窦把自己带来的世界地图翻刻成中文版，地方知府王泮是个精明人，他在地图上扫了半天，才在东边的一角找到了“我泱泱大国”。他表示不满：“世界唯中国独大，馀皆小，且野蛮”。
于是利玛窦以东方视角重新绘制了世界地图。这幅《山海舆地全图》真迹如今不知所终，根据地图史学家考证，利玛窦后来画的所有地图，应该都是将中国置于地图中央。
在祝勇看来，掌握时间和空间是皇权的象征，“过去有授时历，只有最有权力的人，才能把时间授给天下大众，所以紫禁城既是空间的起点，也是时间的起点”。钟表、地图和地球仪，从时间和空间上潜入了不易察觉的改变，“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问题，它带来了观念的变革。”
只是当时还鲜有人意识到这一点。这些西洋物品进入宫廷后，成了统治者的新鲜玩具。故宫钟表馆如今存有大量清代的西洋钟表，“皇帝对这些西方科技的态度，虽然喜欢，但更多的只是作为一种玩赏的东西，没有上升到科学的高度。”故宫博物院研究室编审、《明清论丛》执行主编左远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德国人汤若望到达北京后，凭借先进的技艺快速结识了上层人士。他多次成功预测日食和月食，还发明了一种起重机，把北京城外的五口大铸钟悬挂到钟楼上去，一时间声名大噪。
汤若望借修理利玛窦进献的羽管键琴的名义入宫，还抽空处理水力、光学的问题。他劝服一些宦官和后宫妃嫔信了教，给出的说法是：嫔妃只要受洗，就能得到上帝恩典，备受恩宠；而藐视上帝话语的嫔妃会变得丑陋，被打入冷宫。
1644年，紫禁城先后迎送了三拨主人——李自成率起义军攻占北京，明崇祯帝自缢殉国，最终大清入主中原，成为故宫的新主。这一年，53岁的汤若望在天文观测的比试中技高一筹，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相当于中国古代国家天文台的台长。
汉学家史景迁形容：“这个拔擢绝不寻常，甚至可说是两股历史潮流汇聚的罕有时刻。”这两股历史潮流，一面是中国睥睨四邦、将外来者视作蛮夷，另一面则是正在经历新教改革和启蒙的欧洲，派来传教士分享西方价值观。此时的汤若望，“上帝之仆摇身一变，成了天朝命官”。
汤若望和顺治皇帝的关系十分密切，顺治尊称他为“玛法”（祖父）。据汤若望所说，顺治曾在两年里驾临他的住处24次，常常畅谈到深夜，推心置腹。孝庄皇太后曾到他的馆舍为顺治皇后求药治病，让皇室大婚能够顺利进行，西方医学也借此在宫中流传。
当年汤若望与人在午门外比试测日影，中国官员“无一人知其法”，这在幼年康熙的心中留下极深的印象。他日后回想这件事，“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是非，因自奋而学焉”。
康熙对科学表现出超凡的热情和求知若渴，他重用了南怀仁、张诚、白晋等多位外国传教士，向他们学习算术、几何、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据法国人洪若翰说，康熙召他们每天进宫讲解，和他们一起度过上午两小时与晚上两小时，风雨无阻。“康熙皇帝一直勤奋地学习了四五年，并且丝毫没有懈怠政务，没有一天耽误了上朝。”
白晋是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选派之下来华传教的，出发前他已是法国科学院院士。他钦佩康熙的高度自觉、专心致志，“皇帝从事这些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耐心细致让人难以置信”。
在给路易十四的信里，白晋写道：“在世界的另一端惊奇地发现了一个法国外从未见过的君王。他像陛下一样，具有卓越而完美的天才和皇帝的胸怀，他能主宰自己和臣民，受到了人民的崇拜和邻国的尊敬……总而言之，他身上具有成为英豪的大部分高尚特性。如果没有您的话，他早已成为人世间一位无与伦比的皇帝了。”
但是，康熙没有把科学推广至制度和社会层面，仅限于个人学习，被史学家们视作历史的遗憾。阎崇年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有他的局限，文化的局限、时代的局限，没有再往前走一步。”
“第一拨来到中国的洋人，自恃科技过人，以为中国人很需要他们，把中国过于简化，以合于其目的，而无法理解儒家思想道德结构的顽强颉颃，将敌意误以为一时的悖常。”史景迁认为，“持平而论，中国人才是这场东西交流的受惠者。西方科技能用则用之，也不吝以珍宝官位酬报，但仅此而已。与己无关之事，则待之漠然。”
《坤舆万国全图》(即世界地图)为利玛窦在中国时与人合作绘编。 （视觉中国/图）
“我的眼光和趣味都变得有点中国味了”
那些西洋画师来到中国同样是为了传教的远大理想，米兰人郎世宁因为绘画才能出众，成为了清宫的首席画师。他供职于康雍乾三朝，乾隆尤其对他礼遇有加。乾隆三年，郎世宁身患重病卧床，皇上赏赐银两，并恩准他病好后可以在家作画。
郎世宁性格谦恭谨慎，五十年如一日地作画，少有抱怨。实际上，宫廷画师的生活枯燥而清苦，他的同事王致诚有一次忍受不了指摘，愤然投笔，郎世宁马上劝解：“为爱主之故，面呈笑颜，并回思何故来此。”郎世宁为他备妥颜料，帮他完成画作。
王致诚是法国人，自幼在里昂学画，后来留学罗马，擅长油画。作为内廷画师，常见的命题是中式风景画、花鸟画，皇帝不喜欢油画，尤其讨厌西洋画里的明暗对比，把强烈的阴影斥为“污点”。乾隆下令除肖像外，不许王致诚作油画，所有作品一律要用水彩。
这让王致诚痛苦，据说他曾对郎世宁愤然喊道，“我是欧洲画派成熟的画家，不需要再到中国来学习如何作画！”
一位传教士同仁记录了王致诚的宫廷生活：每天清早七点赶到内城外候命，通报后由太监引入，途中要穿过好几道门，每一道门都需通报，再换一位太监领路，一系列繁琐流程后，最后才能抵达作画的地方。每日的膳食是皇上从御膳里赐他的几道菜，等菜送至他手上，早已变得冰凉。“对于一个胃口不能适应这些食品的可怜的外国人来说……他便只得以水果和馒头充饥。”
生活不便尚可忍受，王致诚最大的痛苦是没有艺术创作的自由，所有作品需由皇帝钦定，按圣意修改，直到对方满意。“无论他修改得好坏，大家必须通过而又不敢讲任何话。皇帝在这里懂得一切，至少是对他的吹捧声特别高，也可能他自认为如此，所以他就如同始终对一切都坚信不疑一般地行事。”王致诚在一封信里写道。
在这些寄回欧洲的信里，王致诚也不无感激地说，自己受到了中国皇帝的善待。宫里的御花园和园林，王公大臣都很少有机会入内，但西洋画师和钟表匠却因为职业需要有幸常驻。王致诚的信在欧洲出版后，其中对圆明园精美的描述和介绍引起了轰动，将向往中国园林的“中国热”推向高潮。
在王致诚的观察里，中国皇帝是这样的：“他高高在上地对任何事都没有情感，很难使他相信一个人”“当皇帝在城外和乡下行走时，各个方向必须有两队骑兵远远地行进在前面，既是为了驱散在那里出现的所有人，也是为了保证皇帝个人的人身安全。中国皇帝就这样被迫生活在一种孤独之中，他们时刻都试图为此获得补偿”。
留存于世的王致诚作品寥寥无几，现存清代宫廷画像，还是以郎世宁的作品居多。为了适应宫廷的审美，郎世宁减少明暗对比，人物肖像采取正面光照，面部用色清淡。他为乾隆和11位后妃所作的画像，乾隆非常珍视，把它密封于一个雕刻精细的红漆盒中，上贴乾隆亲笔题的字条，宣谕任何人不得打开，他本人一生也只看过三次。不过奇怪的是，这组画像中11位后妃十分相似，后人推测，多半是因为郎世宁不敢多看她们，仅凭记忆作画的缘故。
东西方绘画最初相遇时，难以互相理解。一位传教士在1641年写道：“在绘画方面，中国人重奇趣多于重完美。他们不知道怎样使用透视法和明暗法作画。不过目前有一部分中国人从我们这里学到了透视法，正要画出完美的图画。”而清宫画家邹一桂则反过来批评，“西洋人善勾股法，故其绘画于阴阳远近，不差缁黍……但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
英国艺术史家苏立文发现，马可·波罗在华多年的游记里完全没有提及中国山水画，带回欧洲的唯一艺术品是一只小白瓷瓶。“中国人对欧洲绘画的接受程度远比欧洲人对中国画的接受程度要高……欧洲人对中国美术的兴趣基本上只限于工艺品和装饰性绘画。”
这使得郎世宁、王致诚和其他洋画师在宫廷里“中西合璧”的尝试至关重要。郎世宁名下有不少山水卷轴画，多是与人合作完成，郎世宁往往绘制人物头脸，中国画家完成山石树木。中国画家逐渐开始学到了西画的写实性，近大远小的焦点透视和人物比例。
中国同行把工笔画的技艺教授给王致诚，教他如何画叶脉、仕女，如何平涂上色。王致诚在一封信里感叹，“自从我来华以后，我的眼光和趣味都变得有点中国味了。”
《万树园赐宴图》描绘了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内设宴招待蒙古族首领的情景，由清代郎世宁、王致诚等人创作，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视觉中国/图）
“两个世界的撞击”
1793年夏天，英国人马戛尔尼一行人到达北京，他们把紫禁城的外墙叫作“黄墙”，因为城墙是用黄色琉璃瓦盖的。“宫殿同在城里围绕着它的狭小的建筑物相比较，显得堂皇庄严；可我也看不出什么足以使我相信，如我所听到的或阅读到的，在北京皇宫里有异乎寻常的神奇的地方。”一位随行人员写道。
这次载入史册的来访被认为是东西方关系的转折点之一。与此前以个人身份活动的传教士不同，这是英国派出的正式使节团，以给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来华，实际上是为了提出通商和外交请求。那时英国已经击败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成为海上霸主和世界强国。但从明末之后，中国的大门就关闭了。
英方挑选礼品上颇费心思，准备了一年多，最后足足有六百多箱。根据《内务府档案》里所记载的《红毛英吉利国王谨进天朝大皇帝贡件清单》，除了大量科技用品之外，还送来了武器，包括火炮、枪械、战舰模型等。早在1757年，清政府就有规定，禁止外国人在华携带火器。但英国政府和特使仍坚持把它们列入了礼品中。
礼品包装得很好，经过长途运输和搬运，几乎没有一件损坏。它们被安置在圆明园，开始忙着开箱。大殿的一端安放天体运行仪，另一端摆放瓦利雅密座钟、气压计、韦奇伍德瓷器。韦奇伍德瓷器是欧洲最精致的瓷器品牌，它在模仿中国瓷器的基础上，还做出了大量改良。
马戛尔尼记录道：“他们对我们的德比瓷器或瓦利雅密座钟上的装饰瓷器的精美与雅致表现出无法掩饰的喜爱。”
从王公大臣到平民百姓，人们络绎不绝地赶去圆明园参观。和利玛窦时代一样，他们发现地球仪上的中国如此小，怀疑是“红毛人”有意为之。一位皇孙每天都来看展览，他难掩嘲讽地说，“英国人一定是为他们的科学知识十分自豪才摆出那些机器的。”
皇帝本人没那么容易被礼品讨好到，乾隆拥有很多豪华表、转动的喷泉钟、能走步的机械狮子、人形自动木偶、各式各样的八音盒，对西洋器械早已见怪不怪。
使者们展示了四轮旅行马车，他们梦想能向中国大批出口英国马车。中国人很有兴趣，画下了车的图像，但他们围着车夫的座位来回转，认为这个位置不免有居高临下之势，一位老太监问，“您认为皇上能容忍一个人的座位比他的座位高，并把背朝着他吗？”
八月初十，乾隆帝接见了马戛尔尼使团。使者们对皇帝的印象不错，他们如此描述82岁的乾隆：“看上去不超过60岁”“动作敏捷、风度翩翩”“皇帝显得愉快直率，落落大方，不像他的画像上那样显得严肃、沉闷”。
但是，除了交换礼品，使团真正的目标都没实现。乾隆回赠英王乔治三世的礼品是一块象征和平繁荣的玉石，另外赠给使者们精雕细刻的绿色玉如意。开放贸易口岸、在北京派驻大使和固定关税的请求都遭到了拒绝。
“马戛尔尼及其伙伴是来提议进行交往和贸易的，但他们在中国社会里见到的却是一个封闭社会的典型。那里的制度犹如台球那样结实——它是那么完整、精确、苛求，以至想不服从就会冒很大风险。”法国学者佩雷菲特把这次事件形容为“两个世界的撞击”。
唯一有趣的互动是乾隆问使团里是否有会说中文的人，使团副手的儿子小斯当东就被带到御座旁边。这个12岁孩童说了几句中文，乾隆很高兴，从腰带上解下一个槟榔荷包赐给了他。在场人回忆称：“皇帝的荷包并不漂亮，黄色丝绸质地，上面绣了一个五爪金龙：这种颜色和龙爪却是皇帝的象征。”
历史的诡谲之处日后逐渐显现：这个孩童小斯当东长大后成了中国通，花十年时间翻译和研究《大清律例》，推动了英国的汉学研究。他负责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嘉庆年间第二次随使节访华，结果又因是否叩头的争执，被皇帝驱逐出境。再后来，小斯当东当选为英国下议院议员，在中英关系方面有相当的发言权。
故宫现存大量西洋科学仪器和钟表，一批西方传教士以维修钟表之由被准许入宫。图为故宫文物医院内的钟表。 （视觉中国/图）
“又照亮了光明灿烂的一天”
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远东艺术展厅藏有一张乾隆宝座。英国艺术史家柯律格14岁时前去参观，趁无人注意，当场向宝座下跪。根据他后来的判断，乾隆很可能从未坐过它，只是当时年少的柯律格“有种对想象中充满异国情调国度的迷恋”。
1900年秋天，法国作家皮埃尔·绿蒂随军进入紫禁城时，交战双方已停火，慈禧和光绪仓皇出逃。“现在，闯入眼帘的不知是什么庞然大物，我们要沿着它走好一阵子呢。”绿蒂在日记《在北京最后的日子》里写，“是望不到尽头的双重城墙，一样血红的颜色，上面骑着开着炮眼的炮台，环城修了壕沟，壕沟有三十米宽，里面长满了即将枯萎的芦苇和莲花。这就是‘紫都’，位于不可侵犯的‘皇城’正中央，是难得一见的人物——天子的居所。”
绿蒂和同伴有一次从弃置的寝宫出来，勤务兵故意迟迟落在后面，趁机扑倒在挂着宝蓝色床帷的床上嬉闹一番。其中一个人愉快对另一个说：“老兄，这样至少我们能说睡过中国皇帝的龙床了！”
在这以后，西方人生活在中国也就不是什么稀奇事了，西洋物在宫里也越来越普及。火轮船、汽车等西式交通工具出现了，北京第一条铁路就是从慈禧寝宫仪鸾殿修到北海静心斋的西苑铁路，供慈禧休息玩乐所用。据学者考证，宫里的第一盏电灯也安装在仪鸾殿。
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后，仍在紫禁城里生活了许多年。他在宫里坐汽车、装电话、放电影，把丽景轩拆改布置成一座大西餐厅。他的第一辆自行车是结婚时堂弟送给他的礼物，后来他一共有二十多辆自行车，还培训了一个太监专门修车。为了骑车方便，他命人锯掉了从养心殿到御花园的所有门槛。
退位清室还在宫里居住期间，故宫已于1914年成立了古物陈列所并对外界开放。咸安宫的旧址上，矗立起一座西式洋楼宝蕴楼，作为保藏文物的大型库房。古物陈列所是中国近代第一座国立博物馆，后来并入故宫博物院。
为了满足溥仪的巨大开销，太监们利用职务之便偷盗、变卖宫中文物，故宫大量文物在这一时期流入市场。溥仪曾下令清点建福宫古物——其中储存了大量乾隆珍爱的字画和古玩玉器，结果一场原因不明的大火将建福宫及周边一大片土地烧成焦土，损失了数千件珍宝。
柯律格认为，出宫文物在客观上扩大了中国艺术的海外影响。“在‘紫禁城的黄昏’那15年里，部分皇室藏品逐渐秘密地向外流散，一度影响了北美和欧洲的许多中国艺术品收藏。”
溥仪的英国老师庄士敦为他起了个英文名“亨利”，在宫中教他英语，讲解西方的历史、生活和风俗。溥仪直到13岁前，都没有见过紫禁城外的世界，只在庄士敦的陪同下到北京的大门之外做了第一次旅行。
1924年，逊帝溥仪被驱逐出宫，庄士敦辞去帝师职务。庄士敦回到英国后，在伦敦大学任中文教授并兼任外交部顾问。他所写的《紫禁城的黄昏》一书给他带来巨大声誉，被英国皇室授予爵位。
庄士敦一生未婚，晚年孤独。他用版税在苏格兰购置了一个小岛，专门辟出一间大厅，用来陈设从中国带回的文物。每逢年节，就穿戴清朝的朝服，邀请亲友来此聚会，直至几年后离世。《紫禁城的黄昏》中文译者马小军说，“我们这些后来者，似乎已无法揣度出，文化的同化和渗透，在庄士敦的内心深处，究竟表现的是巨大的欢乐，还是无限的悲哀。”
在书的扉页，庄士敦把这本书献给溥仪和中国人民，“他们在历经黄昏与漫漫黑夜之后，正迎来一个崭新而更加美好的时代的黎明”。仿佛要替所有见证过紫禁城的外来人发声，他写道：“夕阳被黑夜吞没了，但又照亮了光明灿烂的一天。这正是那些敬佩和尊重中国人民的人所热切希望和坚定不疑的。”
“故宫正是了解中国的好教材”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首次开放日，人们把展览室挤得水泄不通，参观券的价格是每张二角。负责故宫文物点查与处理的“清室善后委员会”成员那志良回忆，工作人员需站上凳子大喊着维持秩序，依然无效。所幸最后没有发生任何事故，只是有些地方的栏杆被挤断了。
建院至今95年，数代人投身于故宫事业，一生与故宫为伴。单士元17岁加入“清室善后委员会”，是第一批成员，91年的人生里有73年是在故宫度过的，和同事、老友那志良分隔两岸后，1994年两人终于在台北故宫相见，老泪纵横，“往事如烟轻飘而逝”。这次见面的几年后，两位老先生先后逝世。
故宫博物院筹建之初，许多宫殿已年久失修，修缮和文物保管得到了各方的解囊相助。不少海外人士也发挥了作用，例如美国石油大亨洛克菲勒。俄国汉学家钢和泰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他注意到慈宁宫花园“屋檐倒塌，破烂不堪，各处渗漏”，感到痛惜，主动请缨赴美国募捐善款。在他的游说下，洛克菲勒（当时称作“煤油大王陆佛勒氏”）捐出了5000美金。
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致信感谢，洛克菲勒回函称：“鄙人前游历贵国，目见各处庙宇规模伟丽，然年久失修，不禁酸鼻。”
另一位富商玻西瓦尔·大维德是英国人，他来北京后，看见“紫禁城里的皇家珍宝正被打包在箱子里杂乱无章地放置着，没有人想到去展览”。他向故宫工作人员建议，挑选出一间小宫殿陈列文物，尤其是他钟爱的宋明瓷器。
根据故宫博物院的记录，大维德私人捐款6264.40元，用于修缮景阳宫，将那里用作瓷器展厅。展品遴选、展览设计和说明标签的撰写，都得到了大维德的建议和指导。大维德应邀协助举办了紫禁城内的宫廷艺术珍宝展，另外捐出1000英镑用来购置展示柜。
他在给故宫官员的信里写道：“这个展览将标志着我长期梦想的实现，我为有可能帮助世界更好地了解一些北京皇宫里辉煌的艺术珍宝感到特别的满足……”
英国权威陶瓷专家霍蒲孙到北京参观了这次展览，并在《东方陶瓷学会会刊》刊文做了详细介绍：“对宋明瓷器收藏家来说，非常值得跨越地球去欣赏这个展览。”
大维德痴迷于中国瓷器收藏，自从年轻时在一个朋友家偶然看到壁炉架上的中国花瓶开始，他一生与中国瓷器结缘。他收藏了一千多件中国瓷器，是西方最早研究中国官窑的学者，被公认为20世纪最具宫廷欣赏趣味的中国陶瓷收藏家。
在大维德和其他几位海外文物专家的建议下，故宫博物院组织了第一次海外展览——1935年的伦敦国际中国艺术展。这是故宫藏品第一次走出国门，向全世界集中展示。
此后至今，故宫博物院继续源源不断地吸引着海外学者和文物爱好者。
柯律格1974年来华留学，多次进故宫参观，多年后他成为了中国艺术史领域的权威学者，回想起来他感到非常后悔，“我不记得在故宫博物院看过哪些画作了，当时也没有对所看到的内容做任何记录。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将要成为艺术史学家……仅仅是参观故宫对我来说都非常激动。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与如今相比，参观者寥寥无几，你可以一个人待在故宫，到处转转，这在今天早已无法想象。”
在《中国艺术》一书中，柯律格写道，新中国的故宫博物院很好地承接了过去的藏品，“保障了皇室赞助在后来中国艺术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并有助于理解中国艺术遗产。宫廷趣味的影响，尤其是乾隆皇帝的爱好，仍然活跃在艺术市场上和艺术史的课堂中。”
故宫博物院前院长段勇曾负责故宫外事工作，他多次遇到外方“只知紫禁城而不知故宫博物院”的情形，“按照国际上一些学者将遗址与博物馆区分开的观点，它并不属于典型的博物馆”。这个情况直至近些年才有所改观。
实际上，故宫的藏品之众，每一次清点都要用上好几年时间，目前有多达一百八十多万件，接近全国文物总量的一半。祝勇开玩笑说，“一个人一天看五件，全部看完，需要一千年，相当于从周敦颐出生那一年（北宋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看到现在（公元2017年）。”
日本记者野岛刚是故宫爱好者，出版过两本和故宫有关的专著。他常被问到，一个日本人为什么要写故宫的事情？他回答，“故宫正是了解中国的好教材。光是故宫收藏的文物，便充分反映了中华的历史……文化反映了中国所有的东西，那么中国人也通过文化反映了自己的历史和命运。为了理解我们永远的邻居中国，代表中华文物精髓的故宫文物，我认为这是再好不过的绝佳素材，也是理解中国的捷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