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宁元年是北宋徽宗皇帝的第二个年号。
他的第一个年号是建中靖国，但只用了一年时间。
年号是帝王用来纪年的一种名号，首创于西汉武帝十九年。这一年汉武帝取年号为“建元”元年。
年号除了是用于纪年以外，另外还表示祈福，歌颂以及改朝换代，也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标志。
比如《汉书》上就记载：公元前122年，汉武帝狩猎捉到一只独角兽白麟，群臣认为这是吉祥的神物，值得纪念，建议用来记年，于是立年号为“元狩”。
过了六年，又在山西汾阳地方获得一只三个脚的宝鼎，群臣又认为这是吉祥的神物，建议用来纪年，于是改年号为“元鼎”，称那年为元鼎元年。
后来，人们把这记录年代的开始之年称为“纪元”，改换年号（或帝王纪年时代改称元年）叫做“改元”。
古代中国帝王年号的字数一般为两字。有少数三字，如王莽的“始建国”，四字如武则天的“万岁通天”，六字者就比较罕见了，如西夏景宗的“天授礼法延祚”。
在徽宗之前，北宋还有一皇帝用过四个字的年号，就是他的祖宗宋太宗赵光义。赵光义当皇帝是个疑案，很多人认为是篡位和阴谋，其中在其兄太祖赵匡胤死后当年改元就是证据之一；而且改成了四个字的“太平兴国”，以此来表示要成就一番新的事业。
徽宗皇帝即位的时候很年轻，才十八九岁。所以电视剧《水浒传》他一出场还是做端王时就一副三四十岁的年纪是不严谨的。
宋徽宗能做皇帝，他的嫡母向太后居功甚伟。
因为先前死掉的哲宗皇帝有同胞弟弟，而且得到了宰相章惇支持。
但向太后坚持立端王赵佶，并以神宗“语录”为徽宗站台：“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当立。”
枢密使曾布、尚书左丞蔡卞、中书侍郎许将都表示听太后的。贵为宰相的章惇也无奈只得奉命召端王入宫。当章惇见到端王后，又说了句不该说的话：“端王轻佻，不可以君临天下。”但一旁的曾布厉声道：“章惇，听皇太后安排。”
章惇只好闭嘴。
徽宗登基，自然及其兴奋。立即将自己原来的封地端州改名“肇庆”，喜悦之情，不可抑止。
历来评价宋后多贤，实则相对其他王朝，宋代的皇后除了真宗的刘皇后有点贪权外，其他的还好。向太后选了一位亡国之君不知九泉下作何感想？
其实，君位之选背后还是北宋的保守派（旧党）与改革派（新党）的争斗。
向太后无疑是保守派代表，章惇是改革派的领袖。
所以徽宗一上台，就表示出一幅居中的态度，取年号为建中靖国。
建中：谓建立中正之道，以为共同的准则。
靖国：意为使国家安定。
新年号寓意颇丰。即所谓建立中正之道；以荡涤海内污秽。
取“建中靖国”这个年号，是徽宗对两派力量表示了他的态度。
建中靖国虽然只做了一年年号，但就在这一年北宋一个著名人物苏轼逝世。
北宋新旧两党之争是贯穿了整个北宋中后期政局。党争最初因为政见不同而起，后来演变成排除异己的夺权之争。
苏轼被认为是旧党之一。
因而在晚年被新党一贬再贬直到了天涯海角的儋州。宋徽宗一登基，作为对两党的平衡，对旧党人物宣布大赦，苏轼获赦北还，但在回京途中于常州病逝。
新旧党争从北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围绕在王安石变法新政的执行上展开。新党支持新政，旧党反对新政。新政虽切中时弊，但还是遭到了朝中有影响力的守旧大臣极力反对，如韩琦、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都是旧党的代表人物。王安石引用吕惠卿、曾布、章惇及韩绛等新人以推动新法。新旧党争前后凡五十余年，两党更迭执政，新政时行时废，搞得臣民无所适从。
徽宗超然两党，来了个折中，号召两党停止纷争，为国家大局着眼共同携手前进。
但新党领袖章惇自然下台。
新上任的宰相韩忠彦是名臣韩琦之子，韩琦是旧党领袖之一。而且韩忠彦是向太后钦点的宰相。也就是说建中靖国这一年，旧党日子好转起来。
但建中靖国的年号施行不满一年，政治风向就开始转变。
其实，从宋神宗开始，北宋历任皇帝都看到了新法的成果，那就是为国家聚集了巨额财富。有了钱，才能干点大事，比如变法后，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熙宁六年(1073年)，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宋哲宗亲政后启用新党，从西夏嘴里掏出了不少土地。
旧党虽然占据了道德高地，但在经世致用，为国家聚财上显然没有新党们好使。
一言而蔽之：新党的那套接近于国家资本主义，利用政府手段和资源为国家聚集财富。所以皇帝从心底里是新法的拥趸。徽宗刚一上台，还表现出折中的态度，实则不久，尤其向太后死后，他心态就开始了变化。
变化是从换年号开始的。
在徽宗执政的第二个年头，他就将“建中靖国”改为“崇宁”。
“崇宁”者，即取继承尊崇父亲宋神宗熙宁变法之意。
皇帝又用年号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还将继承父兄的改革路线图。
他的贴身秘书、起居郎邓洵武发现了皇帝的心思。他委婉而大胆地对皇帝说道：“陛下是神宗之子，韩忠彦是韩琦之子。忠彦更变神宗之政，是在继承父志。陛下却不能继承父志……”
皇帝并没生气，而是问：“爱卿觉得谁能替代韩忠彦呢？”
邓洵武立刻说出了徽宗早在做端王时就有耳闻的一个人——蔡京。
提起蔡京，大家第一反应都是：奸相。这主要来源于北宋末年太学生陈东上书将蔡京列为“六贼”之首。而《宋史》又将蔡京列入《奸臣传》，称其“天资凶橘，舞智御人”。
但其实在当时，蔡京是新旧两党公认的宰相之才。
当年宰相王安石对女婿蔡卞（蔡京之弟）曾说：“天下没有可用之才啊！不知将来谁能继承我”。然后掰着手指头自言自语：“我儿王元泽算一个。”回头对蔡卞说：“贤兄（指蔡京）如何？”又掰下一指；沉吟良久，才说：“吉甫（指吕惠卿）如何？且算一个吧。”然后颓然道，没了。
而且蔡京此人善于权变，新党当政时，他按新党方针来；旧党上台，他执行旧党政策不过夜。
所以新旧两党的大佬们对蔡京都很欣赏。
元祐年间旧党上台，旧党元老吕公著当政，时蔡京罢官进京。吕邀请蔡京到自己家里，让子孙站成一排在旁边侍候。并对蔡京说：“蔡君，我阅人无数，没有一个比得上你”。还以手自抚自己座位道：“君日后一定坐在这个座位上，我把子孙都托付给你，希望不要推辞！”
此时蔡京正闲居杭州。但与王安石的清心寡欲不同，蔡京私下没少活动。他拼命结识皇帝身边人员，包括后来赫赫有名的长胡子的大宦官童贯大人。在进入皇帝视线后，蔡京于崇宁元年调知大名府，又入朝为学士承旨。旋即韩忠彦被罢相，蔡京为尚书左丞。不久，蔡京取代曾布为右仆射（右相）。诏命下达当日，徽宗在延和殿召见蔡京并赐坐，对他说：“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承，两遭变更，国家大计还未确定。朕想继承父兄的遗志，卿有何指教？”
此时的皇帝对新法的渴望和对帝国的振兴可谓求贤若渴。
蔡京与王安石侃侃而谈不同，唯叩头谢恩，表示愿为徽宗效死力。
崇宁二年二月，蔡京迁任左仆射，正式做了首相。此后把持朝政二十多年之久。
蔡京由放逐大臣被重新起用，一旦得志，天下人拭目以待，希望他能有所作为。
人都是复杂的动物。尤其历史上那些大人物，无论评价如何，他们能达到那个位置，本身水平就非常人。
蔡京也有经济之才。
他上台后，即假托“绍述”的名义，用王安石条例司故事，在尚书省设讲议司，自任提举，用其党羽十余人为僚属，重要国事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每事由三人负责。所有决策，都出自讲议司。
另外罢去科举法，令州县都仿照太学三舍法考试选官，在汴京城南建辟雍，为太学的外学，用以安置各地学者。
在天下推行王安石先前的方田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为一方，根据土质肥瘠分等定税）。
实施国家专卖。国家对江、淮七路茶实行专卖。盐钞法被全部改变，凡是旧盐钞都不使用，富商大贾所拥巨资，一朝化为乌有。对茶、盐、酒等专卖领域的经济改革，在中国古代专卖制度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它走出了官府寓税于价的经营模式，改变了收购和出售的垄断差价获取财政收入的模式。成为经南宋直至元明清沿用的专卖制度的范本。
另外发行新货币，名曰“当十钱”，是当时流通货币价值的十倍。货币改革第一满足了对大额货币的需求，更聚敛了财富。比茶、盐、酒的改革来钱更快，获利更大。
蔡京的改革应该是王安石版本加自己的揣摩。实则比王安石的初期国家资本主义敛财更暴力和快捷。他与王安石的区别是王为国聚财，他为皇帝搜刮。
如此粗暴的横征暴敛，使政府财政收入迅速膨胀，钱币储备很快达到了五千万缗。
国库充足了，蔡京又向宋徽宗提出“丰亨豫大”的忽悠理论，为皇帝及整个统治阶级腐败寻找出了理论依据。
丰亨豫大，出自《周易》。《易·丰》：“丰亨。王假之。”《豫》：“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蔡京对皇帝指出：国家富有朝廷办事就应讲排场，君主就应享受，以此显示国家的强大实力。
有了如此有力的理论支持，原本就文艺范喜欢玩的徽宗彻底放开了，尽情“丰亨豫大”，享受经济成果了。
对旧党们，蔡京毫不客气，虽然旧党死的死，流放的流放。但蔡京活人死人一起追究，下令列举他们的罪状，以司马光为首，把他们打成奸党，在文德殿门前立石碑，他亲自书写碑文，发布到各地。号称元祐党人碑。三百零九人名列其中，他们的书籍不能出版，子孙也遭禁锢，不能在京城及附近做官。其中也包括苏轼。
当然，蔡京也为底层百姓办了不少好事，不能抹杀。
他当政时期，社会救助制度的推行力度之大，在古代历史上也属罕见。其推行的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制度，是北宋救济制度发展的高峰，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甚至之后的元明清三代也不能比。正是蔡京将社会救济活动规模化、制度化。
他还在崇宁年间主持“崇宁兴学”，为北宋三次兴学运动效果之首。比如在全国普遍设立地方学校；建立县学、州学、太学三级相联系的学制系统；新建辟雍，发展太学；恢复设立医学，创立算学、书学、画学等专科学校；罢科举，改由学校取士。对宋朝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蔡京主政时期的种种经济财政政策虽多被后人诟病为“聚敛”与“苛政”。但同时北宋在徽宗时期社会经济达到了一个高峰。首先表现在人口繁荣上，徽宗时期是宋代人口数最多的时期，全国总户数超过2000万，总人口突破一个亿；就经济来说，徽宗时期号称“中外靖绥，年谷登稳”；就政府财政收入来说，徽宗时，“天下赋入之数悉倍于前”。
这些与蔡京的改革分不开。
所以公正的说，他也是能臣。
以往的变法，不成功的一大原因就是皇帝的动摇。
蔡京在这方面要比王安石高明许多。所以后来他获取的恶名中就有：天资凶狠狡诈，舞弄权术，以智慧控制别人，甚至控制皇帝。徽宗虽然也是几度罢免他，但始终离不开他与其集团。
《石林燕语》中提到，蔡京精力非常旺盛，爱热闹。平时喜欢宴请宾客，且能终日在酒桌上应酬，毫无倦意。
《独醒杂志》记载，蔡京做宰相时，有一次在府中宴请属下官员，席间有一种“蟹黄馒头”，就是蟹黄包子（宋代说馒头一般指包子），味道异常鲜香。据说光是这一道馒头，就花去了一千三百余贯钱。
某次请客，给客人们上了十个饼，每个客人只切了一小块，吃到嘴里细细品味，味道很奇特。原来这饼是用黄雀的胃（黄雀肫）做成的。
蔡京失势后，汴京城里一个士大夫买了一个蔡太师府的厨娘。新主人要试试她的手艺，让她做包子吃。厨娘却说她不会做，新主人很奇怪：“你在蔡太师府上做过厨娘，府里不吃包子吗？怎么你不会做？”
厨娘解释：“太师府里当然也吃包子，可每次做包子我只管摘拣葱丝，别的活都专门有人做。”
奢靡一至于此。
皇帝更不必说。
历来认为北宋之亡于王安石变法。实则王安石何辜背如此大锅。
北宋宰相中不乏能臣，正如章惇所言：“端王轻佻，不可以君临天下。”
北宋实亡于醉心艺术好大喜功的徽宗。
无休止的压榨百姓，掠夺中产阶级财富，严厉打击对立面而供一小撮人穷奢极欲，国安得不亡？
苏轼早年，创作过一篇人物评论---《晁错论》。开篇就写了触目惊心的一段：“天下之患，最不可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
崇宁之后，宋徽宗还用过大观、政和、重和、宣和做年号。
当时社会貌似和谐壮观，实则危机四伏。
宣和七年，金军南下攻宋。徽宗传位赵桓，自称太上皇。此时据崇宁元年仅仅23年。
崇宁元年，是徽宗皇帝期望振兴国家的第一年，也是北宋回光返照的第一年。
当徽宗选择蔡京时，或许就已经注定了王朝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