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散 木

笔者曾在媒体上获悉：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消息传到台湾，当得知林彪已死，蒋介石竟流露出些许遗憾的意思。此说究竟如何，又从何说起，当时均不得而知。后来，笔者偶然阅读了 《胡宗南先生日记》，又想起上述的传闻，于是勾勒相应的史实，以为读史的参照。

胡宗南与林彪的会晤

《胡宗南先生日记》记述林彪由莫斯科回国而来访一事，发生在1942年1月，再至同年9月的再次相会，以及翌年7月又有会晤，则时间集中在抗战相持阶段的1942年至1943年之间。其时抗战形势已恶化，国共关系也因皖南事变趋于恶化，迹近破裂。为维护大局，弥合裂痕，两党采取了谈判的措施。上述林彪的出现，就是在此背景之下。

原来，皖南事变之后，国共关系行将破裂，但随之而来的二战局势使得双方不得不再度调整各自的政策，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也使得国共两党必须采取同盟的关系，为此必须相互妥协、容忍。另外，在国际背景上，受到德国进攻的苏联要避免“两面作战”的危险，则中国战场须国民党蒋介石有所作为。于是，在苏联养伤的林彪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突然经新疆回国。当时，中共方面毛泽东也曾提出自己去拜会蒋介石的方案，后因党内的反对，改为由从苏联回国的林彪去拜会蒋介石（后又有林伯渠等）。至于国民党方面，蒋介石敏感地捕捉到上述的信息，遂通令国民党兰州、西安党、政、军各方，对林彪在严密监视下不得留难。

1942年1月5日，林彪飞抵兰州，朱绍良等国民党官员予以款待。1月16日，林彪抵达西安，胡宗南则专程从前方赶来，迎接这位也是出身黄埔军校的“校友”。此前的几日，据《胡宗南先生日记》，胡宗南在1942年1月14日记有：“胡公冕先生自甘来陕，谈林彪为小资产阶级色彩极浓之人，可以分化。”

胡公冕是胡宗南的浙江同乡，早年有恩于胡宗南，且是黄埔军校初期开办时的要员（曾任卫兵司令、教导二团一营党代表、二营营长、前卫司令、政治科大队长等），当年曾对作为学员的胡宗南多有照拂和举荐，堪称胡宗南的“老师”和“恩人”。胡公冕曾是中共党员（后脱党），后奉命在胡宗南处开展秘密工作，抗战时曾以胡宗南高级参谋和秘书的身份率团访问和视察延安，解放战争中会同中共中央社会部对胡宗南秘密进行劝降任务。

1942年1月，胡公冕时隔多年后初到胡宗南处，显然，两人谈到了黄埔军校，也谈到了林彪的即将来访。不知何故，胡公冕竟称林彪是“小资产阶级色彩极浓之人”，并说林彪是“可以分化”的人，如果不是胡宗南在日记中故意扭曲，则胡公冕此言显然是其作为“谋士”的一种进言，抑或是一种故意试探。此前，胡公冕与林彪没有任何私交。

1942年1月31日，《胡宗南先生日记》记载：“林彪来访，谈话四小时，中有转告校长，林彪不是并无希望之人。而对毛泽东、朱德，则直呼其名，并有訾议之处。林盖初自国外归来，思想似乎有转变之势。”这段记录，似乎坐实了上述胡公冕对林彪的认识，以及又加深了胡宗南对林彪的印象。

其实，这应该是胡宗南对当时林彪一番客套话语和寒暄的误解与扭曲。据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记载，当时林彪的言论，“大谈国共合作，乃至共同建国的必要性”，并称“只要求得抗战胜利，不再内战，而采取各国新机器与技师，建立非帝非社之三民主义国家，则不出数十年，不但能由半殖民地而一跃为独立国，且可成为世界上头等强国”。这是刚刚回国的林彪一番过于热情和乐观的话语，客套和敷衍的成分极大，当然，也是不切实际的浪言。但林彪的上述讲话，引起胡宗南的频频首肯，并以为是彼的“新言论”，遂自称愿意重新调整与边区的关系，可以考虑给八路军补充武器，以及给予中共干部医疗的方便等。胡宗南甚至还亲自押运送给林彪大批军事书籍的军车。

胡宗南的此番举动，当然不是没来由的，其貌似投桃报李，却暗含心机，即借林彪的“转变之势”，冀有意外的收获。

此次林彪在西安，除与胡宗南会晤之外，据称还曾与戴笠有所谓“秘密谈话”，以及与郑介民也有会晤，这些都是笔者无法核实的了。戴、郑也都曾是黄埔学生。

蒋介石与林彪的会晤

1942年8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派林彪赴西安会见蒋介石，为毛泽东是否会见蒋介石试探可行的条件。（毛泽东的此行打算，后因党内周恩来等反对，毛泽东同意暂不见蒋，即以身体不适为由，暂缓此事。） 9月14日，林彪由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周励武陪同，启程前往西安，至17日抵达时，蒋介石已返回重庆。林彪遂先与胡宗南、李宗仁、范汉杰、谷正鼎、张治中等进行接触和洽谈。据 《胡宗南先生日记》记载：是年9月22日，“上午接见林彪，林彪所谈与前次似有差别”（“似有差别”四字，大可玩味）。23日，“上午接见林彪，并与畅谈军队政工之重要，下午3时在总部茶会，招待林彪，并到（曾）扩情、（梁）干乔等。5时送往八路军办事处”。

10月7日，林彪又遵照蒋介石的意见，飞抵重庆与之会见，周恩来陪同，谈话内容则围绕于抗战建国、团结统一等话题。会谈中，林彪还转述了毛泽东的意见，即希望国共两党今后“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据《周恩来年谱》记载：“林彪于七日到达重庆，本日见蒋介石。蒋对林的谈话开始时还有兴趣听，但一听提到内战危险，便不耐烦，频看手表，遂约林走之前再谈。”

10月13日，蒋介石在重庆曾家岩官邸会见林彪，张治中作陪，会晤时长约为45分钟。此次会晤的具体谈话内容，国民党方面留存有近5000字的会谈记录，其过程基本上是林彪在汇报，蒋介石仅有3次发言。据该会谈记录，林彪的汇报大致谈了这么几个主要问题：

1.从国际格局分析抗战为何必胜。

2.谈及抗战胜利后“要建设何种之国家”，林的答案是：“无疑的，乃是要建设一三民主义之国家”；至于“苏俄式国家”，因“我国条件之不如人，时机尚未成熟”。

3.关于两党合作，以及如何处理党义上的分歧，林谈道：“我党名称虽为共产党，实际即为救国之党”；“我党共产主义之目的，在救中国，与三民主义为救国主义，理论上毫无二致”。林还声称：“现在许多青年学生之要求加入共党，其根本动机，亦复如是（救国）。此辈皆系知识分子，并非无产阶级——中国现在尚无大规模之工厂，纯粹之无产阶级尚不多见——即不能以无产阶级革命党目之。”

又述及所谓社会主义，林彪也请蒋介石不必担忧，理由是：第一，孙中山曾说过，“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第二，中国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救国，没有发生社会革命的土壤，“倘在此时一味效仿苏联，实行共产主义，则必归于失败”。此外，目前有发生内战的危险，为救国不能内战。

上述林彪的谈话，可谓深中肯綮，完全符合中共在抗战期间的政治路线和政治方针。

此后，据 《周恩来年谱》：“十六日，周恩来应约同林彪晤张治中。林彪提出‘三停三发两编’（即国民党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压迫、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发饷，发弹；允许中共军队编两个集团军），张将话头打断，建议林彪先同各方面多谈，然后再同他谈。以后周恩来和林彪同刘为章会谈，刘表示一切都可谈，但要周恩来、林彪同张治中谈。”

上述中共提出的要求，蒋介石给予的回应是：1.统一团结问题，国民党也是有诚意的。2.“只要他（指蒋介石）一天活着，解决问题与问题解决后，总会更合乎公道的，不让我们吃亏的，他死了就管不了。中共是爱国的，有思想的，是国家的人才，国家是爱惜人才的，不会偏私的，一视同仁的。”3.答应发给药品。

根据形势的发展，周恩来向毛泽东提议在再次见蒋介石时不提全部要求，或只谈原则；对张治中则除要求停打之外，还要谈防地，说明愿听调遣，但须解决困难。如此，“林此来可完成两个任务，一是缓和双方表面关系，二是重开谈判之门”。周恩来还认为：“林在此亦不能太等久了，恐夜长梦多，反为不好。”对此，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并要“林在二次见蒋后即回延”。

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如此描述其与林彪会谈的感受：“林彪奉其共党之命来见，幼稚可叹。”显然，这与胡宗南稍早的判断已有较大的差别了。

林彪此次在重庆时期，还先后会见了几乎所有在重庆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以及众多的黄埔校友。他还与周恩来一起会见了美国大使馆的谢伟思、文森特等，以及新西兰的路易·艾黎。此外，他还与黄炎培等民主人士有广泛的接触。显然，此时的林彪不仅是中共的一员骁将，也是中共的重要政治人士和社会活动家。

12月16日，蒋介石再次会见林彪。据《周恩来年谱》：会晤中“林彪表示拥护国民党十中全会宣言和决议的新精神。谈到两党关系时，要求彻底实行‘三停三发两编’。蒋介石表示，国民党对统一团结问题不是政治手段，希望‘大家在政令下工作’，还说各政治团体要集中起来。希望问题很快解决。答应发给药品，但不许再提新四军事，说承认新四军，等于不承认政府。谈话后林彪将情况电告中共中央，建议加以研究后给以指示”。

12月24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提出编军、办党、边区改行政区、黄河以南部队的调离等四个要求），周恩来和林彪再次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谈判，最终国民党方面没有接受中共的要求，而张治中在会谈中竟提出“中共放弃军队”的主张，林彪最终“无功而返”。

到了1943年6月7日，周恩来与林彪在会见蒋介石时提出两人返回延安，蒋予以同意。6月28日，为参加中共七大的筹备和整风学习，周恩来、林彪、邓颖超、方方、孔原、高文华、伍云甫等百余人乘坐卡车离开重庆，返回延安。其时，西北的胡宗南则正在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准备“闪击”延安。

此次周恩来、林彪在谈判中，根据延安的指示，还曾提出释放新疆被捕同志（陈潭秋等140余人）的要求。

胡宗南与林彪的再次会晤

1943年7月，林彪在返回延安的途中，在西安与胡宗南再次会晤，并与周恩来等一起分别会见了熊斌、邓宝珊、孙蔚如、彭昭贤等人。

7月9日，胡宗南在日记中记载：“周恩来、邓颖超、林彪到西安。”7月10日，他在日记中记载：“在小雁塔茶会，欢迎周恩来、林彪等，并在东仓门晚餐。”7月11日，他在日记中记载：“上午9时在东仓门与周恩来、林彪谈话，至12时完毕。谈话除对边区表示无动作外，并建议如异党军校交诸黄埔学生，则互信建立似不成问题。”

三天的接触和迎迓，胡宗南行“东道主”，并极尽“友善”之意。又据经盛鸿的文章，胡宗南对黄埔军校的老师周恩来和同学林彪，其感情是异常复杂的。此次周恩来和林彪两人的来访，正是国共关系紧张和敏感的时刻，胡宗南尤为重视，“他指定政治部主任王超凡在小雁塔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安排酒会，招待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从在西安的黄埔六期以上将级军官中选三十人左右，各偕夫人出席作陪，对周以师礼相待，制造友好气氛，多敬酒，最好把周灌醉”。至于林彪，《胡宗南先生日记》1943年7月12日记载：“与林彪在东仓门谈话，渠对重庆孙夫人、孙科、冯玉祥等似有好感。国际方面，美对共党甚同情，而对国民党颇有问题，对何应钦有攻讦之词，当予以解释。”以及“熊斌欢宴周恩来等，余在座”，等等。

林彪在谈话中称道宋庆龄、孙科、冯玉祥等，因为这些人皆是对苏联和中共友好的人士，反之则是何应钦等。林彪还谈到当时美国对中国内部的观察和看法，这都反映出此次他们的会晤是直接的、直率的。

7月13日，胡宗南与周恩来谈话，其在日记中说：“渠对国际现势颇多阐发，对国民党亦认为气度不够，在野小党不必打击太甚。”可见，此次会晤也是直率的。随即，“9时周恩来、林彪、邓颖超等赴陕北，到车站欢送”。

此次西安一行，根据周恩来和林彪的观察，他们认为国民党将再次发动反共高潮，但胡宗南部尚未进入实行进攻的阶段，于是建议延安予以戒备是有必要的，但召开民众大会通电则“刺激太甚”，即反应过度。随即，他们将意见电告毛泽东。

7月16日，周恩来和林彪等回到延安，毛泽东等亲往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