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将政治、法律对土著的理解与圣克鲁斯(玻利维亚)城市居民的生活经历进行对比。这些人属于独特的低地土著群体，他们的具体要求往往得不到政府当局的解决。我们批判性地审视了城市土著社区内的权力关系和排斥模式。
本次调查结果提供了关于独特城市土著居民的多种相互矛盾的经过和见解。还强调了有必要考虑替代性的土著斗争，这些斗争面对再现社会排斥和殖民主义的不公正的政府做法，以及城市土著群体中的问题重重的父权制关系和老人统治。
本文的第一部分描述了玻利维亚土著城市化趋势的历史概况，关注高地和低地土著群体之间的差异，以及前莫拉莱斯政府引入的宪法改革及其对城市土著人民的影响。
第二部分审查了圣克鲁斯低地土著群体的多种多样的利益和要求，并将它们与政府的官方言论和做法进行了对比。
第三部分审查了圣克鲁斯土著群体之间的权力不平衡，重点是对妇女和青年不利的性别和动态。最后，总结了一些关于城市本土性的研究和实践的经验。
玻利维亚土著城市化的历史概述
土著居民的城市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今天代表玻利维亚的地缘政治领土在其人类居住的整个历史中包含了城市群。例如，在殖民征服之前，圣克鲁斯市所在的土地上居住着白人、西班牙人和混血人。
西班牙殖民者占领了土著领土，摧毁了殖民前的定居点，并在废墟上建立了殖民城市。殖民城市被认为是与获得公民身份的“白人”西班牙人或“混血”人相关的“规划”空间。
农村被认为是“印第安人”的地方，是“非白人”土著人口的家园，他们在内部社区事务上获得了相对的政治自主权，但被剥夺了公民权，并被禁止在城市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土著被视为城市生活的对立面，土著与社会排斥和自卑联系在一起。
这种空间划分永远不可能完全维持下去，土著人民继续生活在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早期的城市中，尽管条件往往很差，但是还参与了城市市场和分裂移民模式。
二十世纪，随着越来越多的土著人移居城市，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模糊。例如，与查科战争相关的暴力冲突，在玻利维亚低地的瓜拉尼人和阿约里奥人等土著群体的祖传领地上展开，引发了向阿根廷以及圣克鲁斯。
1953年土地改革法颁布后，土著城市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该法赋予土著农民公民权，废除了庄园制度，还引入了土地分配机制。土地分配主要发生在玻利维亚的高原地区，那里广泛的细分使艾马拉和盖丘亚农民拥有小块土地，这鼓励了向城市的临时或永久迁移。
相比之下，在玻利维亚的低地，政府更青睐大型农业企业，而不是土地再分配，这使得许多土著群体没有土地，并刺激了向圣克鲁斯等城市的移民。
另一个重要的城市化周期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当时玻利维亚政府实施了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导致公共和私营企业减薪和裁员。这种趋势在玻利维亚矿业公司等国有矿业企业中尤为明显。
超过30000名工人失去了工作，玻利维亚高地的小规模农业单位也在国内价格下跌，在国际需求减少的背景下苦苦挣扎。因此，矿工和农民，其中大多数是艾马拉人和盖丘亚人后裔，他们都迁移到了诸如拉巴斯、埃尔阿尔托、科恰班巴和圣克鲁斯等大城市。
相比之下，在低地，玻利维亚政府允许公司进行大规模农业、砍伐森林和采掘活动，这些活动通常在土著领地上展开。面对这种情况，土著群体抵制流离失所，开始集体组织起来。
例如，低地土著群体于1990年成立了玻利维亚土著人民联合会，他们通过该联合会提出了集体土地所有权(在“领土”的保护伞下)和承认其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要求。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玻利维亚政府将其中一些要求纳入了新的立法。
尽管出现了土著城市化趋势，但政治法律话语和实践仍然受到对土著性的本质上的农村理解的指导。城市土著人民继续被剥夺土著权利，但也面临额外的挑战，如土地保有权无保障、住房不稳定以及缺乏教育和就业机会。
面对这种情况，城市土著人民与其他农村和城市社会运动结成联盟，在2000年水资源战争和2003年天然气战争期间，抵制社会经济排斥模式，推翻了前总统桑切斯·德洛萨达领导的亲新自由主义政府，并为埃沃·莫拉莱斯总统的当选铺平了道路。
圣克鲁斯的多重土著经历
圣克鲁斯是玻利维亚圣克鲁斯省的首府，位于该国的低地地区。1561年，殖民者在祖传的土著土地上建立了这座城市。
在整个殖民时期和殖民前的早期历史中，圣克鲁斯一直是一个安静的低地小镇。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该市已转变为玻利维亚的经济和金融中心，在人口和经济实力方面超过了拉巴斯，在政治上，圣克鲁斯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反对前总统莫拉莱斯领导的国家政府和政党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反对派中心。
在莫拉莱斯执政初期，反对派团体呼吁地区自治，虽然圣克鲁斯反对运动由包括一些低地土著群体在内的各种利益攸关方组成，但被属于农工和采掘发展部门的极右政治团体和地方精英所主导。
当地精英将自己定位为在民族、种族和文化上不同于安第斯人，他们主要促进白人和混血群体的利益，同时反对基于土著权利的议程，在本研究进行期间，主要代表圣克鲁斯精英利益的反对党继续控制着该市的政府。
根据玻利维亚2012年的人口普查，圣克鲁斯有140万人口，而更广泛的大都市地区有260万人口。该市沿着一系列同心环形道路组织起来，分为16个区，土著人民主要居住在市中心以外最外围的同心圆上或城市边缘。
该市约10%的人口属于玻利维亚34个官方认可的土著民族之一，大多数是艾马拉人和盖丘亚人，大多数土著居民，无论是高地人还是低地人，都生活在种族混杂的街区。
许多人在城市工作，租房或拥有自己的房子，他们的孩子在学校或大学上学，在城市中，高地群体较少围绕他们的土著身份进行动员，但他们组成了诸如邻里协会、学校董事会和工会等组织的一部分，以满足他们的具体利益和需要。
相比之下，如下文所述，低地群体通常是城市中代表他们的土著组织的一部分，一些属于阿约里奥和瓜拉尼的居民也建立了自己的城市土著领地，他们在那里集体生活，并与这些领地建立了文化和社会联系，这些联系构成了他们身份的基础。
圣克鲁斯低地土著群体的异同
不同低地土著群体的成员认为，他们表达了对普遍(个人)权利和集体(土著)权利的综合要求。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所有人都希望拥有更好的住房，并从医疗保健和教育的普遍服务中受益。
正如上文所说的那样，在亚太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以前的研究中，他们要求承认集体保有权、就影响其城市领土的决定进行协商的权利、个人和组织自决权、将他们的我们和服装纳入不同的部门干预措施，并以符合社区自身组织原则的方式参与城市决策过程。
这种要求为玻利维亚2009年宪法中概述的“土著农民”的具体权利提供了一种城市表达。然而，政府当局仍然无视这些要求，继续将城市视为非土著空间。除了被拒绝基于土著权利的诉求之外，本研究接触的大多数土著人民表示，他们仍然受到种族主义和歧视的影响。
为了获得普遍权利和基本服务，土著居民与大多数城市居民一样，加入了邻里协会、学校董事会或工会等组织，倡导住房、教育或劳工权利等特定问题。为了获得具体的土著权利，他们在代表其土著民族的组织中动员起来，但他们也与其他土著民族结成联盟，以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
例如，他们的领导人联合起来，在当地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下，制定了一项城市土著治理提案，并于2014年2月与市政当局分享，目的是游说政府将城市土著需求纳入新的市政宪章。
根据这项提议，居住在圣克鲁斯的每个低地土著群体将选举自己的土著议员，在市议会中代表他们，选举标准应根据每个社区自己的组织原则来确定。过去几年里，这三个组织一直在用这一提案，游说圣克鲁斯市政府将土著社区民主纳入市级治理程序，但迄今没有成功。
通过这样做，他们希望提高土著人的代表性，并建立一个机制，让土著居民从政府内部监督城市土著人的利益和基于权利的诉求是如何得到解决的。
尽管城市土著群体之间有相似之处，但仍存在重大差异。对一些阿约里奥人和瓜拉尼人来说，土著性与他们在社区中生活的城市土地联系在一起。相比之下，其他不居住在某一特定地区的群体，则通过在公共场所举行文化或体育活动来保持特定的传统。
土著社区内部也存在紧张关系。这在他们地区显而易见，在那里，一些人往往违背其他社区成员的意愿，试图向外人出售或分割城市土地。虽然这项研究接触的许多土著人认为该城市是他们的永久居住地，但其他人将圣克鲁斯视为临时家园。
因此，对于不同的土著居民来说，作为城市中的土著居民具有多重意义，他们表达不同的兴趣和需求，并参与各种组织。
笔者认为，首先，属于不同低地土著群体的城市居民挑战殖民、本质化和空间受限的理解，即城市是非土著空间，农村地区是土著栖息地。这种比喻继续指导着玻利维亚的官方政治法律话语和实践，导致集体(土著)权利仅限于农村地区，而普遍(个人)权利却适用于其他地方，尤其是城市。
他们希望从普遍权利和服务中受益，为此，他们与其他土著和非土著居民一起加入诸如邻里协会、学校董事会或工会等组织。与此同时，他们还要求承认具体的土著权利，如集体居住和管理城市土地的权利。虽然地方和国家政府当局迄今未能对这些具体要求做出回应，
第二，即使殖民主义和土著与城市的本质化概念受到挑战，在城市土著社区以及土著身份的表达中，父权制和老人统治仍然盛行。因此，属于少数土著低地群体的居民也表达了对城市公民身份的排斥性观念，尽管他们在为土著权利和普遍权利在城市中得到承认和共存而斗争。
最后，请允许我呼吁在其他背景下进一步对城市土著问题采用交叉方法，批判性地审视城市土著人民是如何形成的，他们是如何界定自己的身份以及相关的利益、需求和政治斗争的，这对于寻求不让任何土著人掉队的更具包容性的城市发展方法意味着什么。本文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需要从关注土著“社区”转向重新集中分析不同社区成员的日常经历和社区内的不平等模式。
